这些领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存在，名义上是派别领导人。他们是一个议会真正的统治者。组成群体的个体没了主事者便什么也做不了，因此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人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中来自他们使用的论据的只占很小的部分，很大部分是来自于他们的威望。这个说法的最好证明是，一旦他们以任何理由失去了他们的威望，他们的影响力也就随之消失了。
这些政治领袖的威望是个人的，与头衔或名气无关。关于这个事实，尤利·西蒙（Jules Simon）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他也是其中的成员——的重要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路易·拿破仑两个月以前还威风八面，如今却完全无足轻重了。
维克多·雨果登上了讲台。他没有取得成功。人们以听菲力克斯·派厄特（Felix Pyat）讲话的方式听他讲，但是他得到的掌声并没有那么多。“我不喜欢他的那些想法。”谈到菲力克斯·派厄特，沃拉贝勒（Vaulabelle）对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尽管聪明过人，智力超群，却一点也不受人尊敬。在议会召开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默默无闻。
最能让天才的光芒自己收敛的地方，莫过于政治集会。它们只留意于那些应时应境、有利于党派服务的雄辩口才，而对于国家的服务则并不在乎。若想享有1848年的拉马丹以及1871年的梯也尔所受到的那种崇敬，需要有急迫而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才成。危险一过去，议会就会以同样的速度忘记它的感激和惊吓。
我引用上面这些话的目的，是着眼于其中包含的事实，而不是着眼于它所提供的解释，其中的心理学意义并不大。群体一旦以实际行动来赞颂自己的领袖，不管是党派性质的还是报答自己的国家，他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一名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威望的影响之下，而他的服从并不受任何与利益或感激有关的态度的支配。
结果，享有足够威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在很多年里因其威望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是在上次大选中由于某些金融事件而被击败了。曾经他只需要做个手势，内阁便会被推翻。有个作家用下面一席话说明了他的影响的范围：
主要就是因为这位X先生，我们为东京付出了三倍于我们应该付出的代价；我们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岌发可危；我们在南尼日尔被骗走了一个帝国；我们失去了过去在埃及所占据的优势地位。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时期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这些有问题的领袖，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让我们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然而他大部分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紧跟公众意见这个事实，而在殖民地事务上，公众意见远远赶不上它变化的脚步。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所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跟随民意，而且支持其中的所有错误。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领袖人物对群众的说服，除了他们自己的威望之外，还包括一些我们多次列举过的因素。领袖若想巧妙地利用好这些手段，他必须做到，至少要以无意识的方式，对群体的心理了然于心，而且还必须知道如何称呼他们。他尤其应当意识到各种词汇、短语和形象的神奇影响力。他应当具备一种特别的口才，包括有力的断言——卸去各种证明的重负——和生动的形象，伴之以非常提纲挈领的论证。这种辩才在所有的集会中都可以碰到，英国的议会也不例外，虽然它是所有议会中最严谨的一家。
英国哲学家梅因（Maine）说：
下院的争吵中永远都能够看到，辩论的整个过程都是一些很软弱的陈词滥调与很猛烈的人身攻击相互间的你来我往。这种类型的常规套话会对纯粹民主的向往产生十分惊人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一般性的断言，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尽管他们从来就没有得到过验证，而且大概也经受不起验证。
在上面的引文中，“惊人之语”的重要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谈到言辞和套话的特殊力量。在措辞的选择方式上，必须以能够唤起生动的形象为标准。下面这段话摘自我们议会中一位领袖的演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当同一艘船把声名狼藉的政治家和犯下谋杀罪的无政府主义者载向症疫流行的流放定居点的时候，这对难兄难弟可以相互交流一下，而且他们彼此间就像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社会状态中互补的两面。
这样唤起的形象非常生动，而且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它的威胁。他们的脑海里交叠浮现出两幅画面，一片瘟疫流行的大地以及一艘可能把他们送走的船。因为他们不是也有可能被归入到不受欢迎声名狼藉的政客类别中吗？他们体验到了这种深深的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用断头台相威胁的语焉不详的演说给国民公会中的人造成的感觉是一样的，而且，在这种恐惧的影响下，他们总是屈服于他的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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