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走了，但人还在。”顿了顿，又说：
“幸亏走，否则也活不成，你也一样。”
我一下泪满眼眶，好像在战场上，全军覆没，终于保下来一个，也终于保住了我千辛万苦回来的价值。父亲这样子，哪是欢迎我回来的样子——对他，我回来的价值是个负数，他巴不得我别回来呢。后来他告诉我，所以这么多年没让人给我回一封信，就是不想让多一个人知道我还活着。他怕死神恶鬼对着地址去寻我，追杀我。他已经认定，这村子是克我们一家的，他怕我回来，沾了晦气，活不成。
八十
大哥是去了秦坞，一个偏僻小山村，做了倒插门女婿。在生死面前他躲过一劫，但在荣辱面前，丢尽了脸面。长兄如父，再穷困潦倒的人家也不会把长子拱手出让，这是一个破掉底线的苟且，形同卖国求荣，卖淫求生。这是生不如死，是跪下来讨饶，趴下来偷生。我忽然明白，即使村里人已原谅我们家，但我们家却无法原谅自己，甘愿认罚赎罪。爷爷寻死是认罚，大哥认辱是认罚，二哥年纪轻轻抱病而死和我奔波在逃命路上，亡命天涯，又何尝不是认罚？
父亲数完家里遭受的罪罚后，再不吱声。他心里有鬼。他怕跟我说的太多，透露出情感，被死神恶鬼识别出我的身份，又对我作恶。他已经被严酷的事实吓怕了，丢了魂，犯了强迫症。阴雨绵绵的天色，黝黑骨瘦的脸色，胆怯压抑的神色，一头稀疏灰白的乱发，一脸麻木不仁的绝望：这一切，都叫我想起那次漫长的海上逃生之旅。那时我天天做着死的打算，夜夜做着死的噩梦，当终于上岸时，年少的我已变得像一个老人一样懂得感天谢地。我和一群九死一生的同伴一起跪在码头上，一下下地磕头，引来一群海鸥好奇。它们从高空俯冲下来，翅膀扑扑响着盘旋在我们头顶，嘎嘎叫，仿佛我们在抢吃它们的盘中餐而破口大骂——我们的样子确实像鸡在啄食。
报纸上说，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父亲甚至不许我住在家里，交给我上校家钥匙，让我去那儿住。我问上校的情况，他依然惜字如金，含糊其辞地说：
“你都会知道的。”
我以为上校在他家里，我可以去找他相问。去了发现，门前屋后，楼里窗外，一派年久空置的乱象败象：菜地里杂草比人高，乱草堆里藏着各种动物的粪便乃至死尸，在雨水浸泡下散发出阵阵恶臭；院子里野草丛生，铺地的青砖受不了柔软的蚯蚓的顽强拼搏和野草来自地下的压力，已经七拱八翘；一种不知名的藤草爬上台阶，正试图向窗户进军；廊台上从前上校经常躺着看报的躺椅，已经完全散架，支离破碎，像被天打雷劈过。钥匙已经失用，锁眼被铁锈堵住，我只能强行入屋。
屋里看上去摆设整齐，但闻起来是一股死亡阴森的气息，灰尘和蛛网统治了一切；我每迈出一步，灰尘就在脚底下兴风作浪群魔乱舞，嘴巴眼睛都可能吃进蛛网；放眼看去，目光所及，都令我胆寒心惊，如受了凌迟似的；挂在门后衣架上的一件白色棉衬衫，也许曾有汗水留下的咸味，已被蛀虫吃得千疮百孔，像是从骷髅身上脱下来的；猫房里，金丝绒的窗帘一角悬着，大半挂落着，即将拖地，像裹着个吊死鬼；两只精致的猫篮，里面盛满一层黑干的老鼠屎，无法想象两只猫曾经娇生惯养的荣耀风光。
我没有上楼。
我害怕上楼。
父亲认为我们家里有鬼，我并没有切实感受，但到这儿我切实受到了鬼的威胁，似乎鬼随时可能从楼上或哪个角落里钻出来，对我伸出血淋淋的长舌头。或者，整栋楼就是一个孤独的野鬼，没有任何人迹和烟尘火气。父亲说我都会知道的，现在我终于明白父亲的意思：上校仍在坐牢，要不已被判死刑。我想，若是坐牢，二十二年都坐不穿的牢底，就是死牢啊，还不如判死刑。我沉浸在对上校的哀伤中，心里涌起一阵阵想哭的冲动。这也是我要离开这屋子的冲动。我像被这里的一切羞辱伤害一样，气愤地掉转头，不想在此多滞留一会儿。
毫无疑问，我不可能来这里住。
毫无疑问，任何人要来住，都得拿出至少几天时间来收拾、清理大量时间残留的大量垃圾废物。说它是废墟也不为过，所有木头都朽烂，所有铁件都锈蚀，砖墙上长满青苔和各种虫卵，屋顶瓦楞间长出小树。这是一个被冷酷的时间无情啄烂的躯体，父亲大概至少几年没来看过它，他保留的也许是十年前的印象。也许，他认为鬼是怕鬼的，我住在鬼屋里可以借鬼杀鬼，保全自己。
我转身往外走，在经过一只边橱时，无意间一只相框撞进我目光里：它斜着、平摊在橱柜向门的一边。柜面上除了厚厚灰尘，别无他物，它孤独的样子，斜置的角度，饱含着等人带走的渴望。相框有一本杂志的大，灰尘已盖住相片。我拭去灰尘，看到一对中年男女的半身像，两人肩并肩对我微笑着，好像是一幅婚照。我没有马上发现，但也很快认出男人是上校，他笑得不自然，拘谨又努力，反而显得有些木讷：这也是我没有马上认出的原因。在我印象中上校的笑容是自由灿烂的，笑声是响亮的，并且一贯如此。他是个开朗爱笑的人，现在似乎腰肚里被旁边的女人抵着枪，是被强迫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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