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猫认识我父亲，一进屋就钻到他脚边，转着圈，叫个不停。父亲像上校一样对它们讲话，问它们：“你们饿了？”它们伸出舌头各舔父亲的一只脚背，像那是一对石斑鱼。父亲讲：“它们肯定饿了。”叫母亲去给它们弄点吃的。
我问表哥这是怎么回事，表哥不对我讲，只对我父亲和爷爷讲：“今天晚上我们要审问太监，但他提出条件，一定要把他两只猫送到你们家，交给舅舅，否则他什么也不讲，打死也不讲。”
父亲问：“你们又打他了？”
表哥说：“你最好劝劝他，让他老实点别自讨苦吃。”
爷爷讲：“他这人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老实。”
父亲讲：“现在猫在我手上，更不会老实了。”
表哥说：“那他逃不了要挨打。”
父亲讲：“你不能打他。”
表哥好像点了下头，也好像没点。
父亲走到表哥跟前，一本正经告诉他：“他把猫交给我指明什么？指明我——你舅舅——是他最亲的人，你打他等于打你舅舅知道不？如果你打他我就揍死你。”
爷爷插进来训表哥：“不要以为系根腰带就了不得啦，还不是花钱买的，有本事叫政府给你发，政府管你吃管你喝管你皮带衣裳才叫了得。”爷爷越训越有气，话越讲越难听，“从小教育你别跟小瞎子这东西往来你就是不听，现在倒好，像两坨鼻涕一样整天黏在一起，我看你早迟要吃生活。”
老保长曾经讲过，我母亲是只洞里猫，四十岁像十四岁一样没声响，一声响就脸红；父亲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张口要骂娘，出手要打人；爷爷是半只喜鹊半只乌鸦，报喜报丧一肩挑。爷爷平常不骂人，骂人就是报丧，你会很难过的。爷爷这顿讥讽数落，洪水一样的，把表哥的心情彻底冲坏。我看他一言不发地离去，脚步沉重得要死，像只落汤鸡，鞋子里灌满泥淖。
我追出去，陪他一起走，想安慰他。我从他的脚步声中听出他的愤怒和痛苦，却不知怎么安慰他，啰里啰唆一通，感觉都是废话。开始他不理我，只埋头走，步子又快又重。后来他突然发火，先骂一句脏话，然后一口气骂道：
“全是神经病，把一个头号阶级敌人当亲人看待，简直瞎了眼！我看他们都中了毒，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革命觉悟，最后必定要害人害己，害我当不成小队长，害你当不成红卫兵，害自己当反革命分子挨批斗。”
我的心情也一下子变得阴沉沉，像走在出丧的路上。我们默默地走在阒静的弄堂里，初升的月光把一边墙头照得灰亮，弄堂里却越发暗黑，几乎不大看得见路面，只听见我们交错的脚步声，一会儿咚咚，一会儿沓沓：咚咚是在青石板上，沓沓是在鹅卵石上。直到走出弄堂，踏上公路，我看到月光明亮饱满地铺在沙砾上，我们的脚步声也随之消失，像被月光收走。表哥这才开腔，对我说今晚要审问太监。
我问：“胡司令不在，谁审？”
他说：“当然是我们。”
三三
表哥说的“我们”是指红卫兵们，全体红卫兵，地点是在初三甲班教室里。因为没有在广播上通知，没有一个大人来，来的都是红卫兵和像我这样向往当红卫兵的革命少年，另有一些来凑热闹的小孩子。我们到的时候红卫兵们已经满满地坐在教室里，小瞎子站在讲台上，正在对大家讲话。教室外，窗门前，挤满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来得迟，我挤不到窗前，听不清小瞎子在讲什么。
突然挤在窗前的人嗡一声散开，都往教室门口挤。原来是上校被押来了！他在我们一群准红卫兵的夹道簇拥下，由肉钳子和野路子押进教室。一进教室，口号声拔地而起，都是老一套的一长串“打倒”。虽然人没有以前多，但声音挤在教室里，感觉比以前还要热烈，还要震耳朵。
趁红卫兵喊口号时，我们又重新抢位置。
这回我占到好位置，就在窗洞前，可以清楚地看到教室里每个角落，听到里面每个人讲话。我注意到，上校明显瘦了，额头和眼睛显得更大，但不亮，没光。他平时眼睛和额头亮亮的，会发光，现在额头上有一团像梅花的黑印子，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后来我发现其他好多地方——手背、手臂、下巴，白汗衫的胸前、肩头、背上，都有这样一朵朵黑梅花。
我知道这是猫爪印。
其实，他穿的白汗衫除了领子和袖口还有些白的模样，其余部分都黑不溜秋的，都是黑煤灰和猫爪印。这会儿他手被反剪着，站在讲台上，黑板前，像刚从黑板里钻出来的。黑板上，用红白双色粉笔写着一排空心大字：
蒋正南批斗会
蒋正南大概是上校名字吧，我不知道，应该是的吧。但自始至终，七嘴八舌，没有谁叫他名字，更没有人叫上校。大家叫他太监、狗东西、狗特务、纸老虎、死老虎等等，人多嘴杂，五花八门，叫什么的都有，总之都很难听。因为人多，也因为小瞎子没有独立主持过这种会议，更是因为小瞎子没威信，批斗会开得乱得很，开头就乱糟糟，人人争先恐后站起来责问上校这个那个问题，他不知该回答谁。小瞎子要求一个个来，但没人听他。小瞎子没威信的，大家瞧不起他，以前听他是因为有胡司令替他撑腰，现在胡司令不在场，没人把他放在眼里。野路子甚至当场跟他顶嘴，吵起架来。他觉得没面子，一气之下取消会议，自己一个人把上校带走，好像上校是他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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