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自唐以来，他的诗即被公认为“诗史”。
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死于公元七七〇年，他所处的时代，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
杜甫经历了安史乱前的所谓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部过程。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他和人民共度乱离的生活。这就使他有可能深刻地描绘出那个苦难时代的生活图画。而诗，便是他有力的武器。
杜甫不是贵族，但也并非劳动人民出身。他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历史条件，也就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同情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正是这样表明着的。
杜甫的一生，约可分为四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游历时期。
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由于刻苦学习，使他能够从“读书破万卷”以至“群书万卷常暗诵”，为他的创作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
从二十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漫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
在游齐、赵期间，他结交了李白和高适，除打猎取乐外，他们也经常赋诗或论文。对这段游历，诗人晚年还很向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快意诚然是快意，却没有给他的创作带来光彩。在现存不到三十首的诗中，还没有代表性的佳作。这只是他的创作的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人民，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大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诗人已丧失了他的“裘马”了。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毕竟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艰苦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渐走向人民，深人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
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安史叛军中与为宫时期。这是安史大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诗人没有丧失气节，消极地等待长安的恢复，而是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只身逃出长安。在为官期间，由于和肃宗政见不合，他仍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回鄜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行的母亲们，哭在一起。安史之乱，原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爆发的一次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叛乱。由于大野心家安禄山实行民族歧视，到处烧杀淫掠，这就使得唐王朝进行的平乱战争具有维护统一、制止分裂的正义性，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历史表明：当时不仅大河南北的人民纷起抗击，白面书生也拿起了武器，“赴敌甘负戈，论兵勇投笔。”（刘长卿《吴中闻潼关失守》）诗人畅当便是其中之一。甚至妇女也自动参军，《旧唐书：肃宗纪》；“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某州妇人玉二娘，相与敌血，请赴行营讨贼，皆补果毅。”回纥等少数民族也出兵“助顺”。这说明平定安史叛乱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杜甫对待这次战争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公元七五九年七月，杜甫弃宫由华州经秦州、同谷，吃尽千辛万苦，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杜甫的弃官，并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实际上他从此却真是走向人民了。在漂泊的十一年中，除了几个月的幕府生活外，他基本上是生活在人民中间的，所以说“晚憩必村墟”、“田父实为邻”。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并有着深厚的友谊，这从“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枣熟从人打”、“药许邻人劚”一类诗句也就可以看出。愈爱人民也就愈憎厌官僚，所以他曾公开的说：“不爱人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邻舍未曾嗔。”在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生活仍然很苦，常常不免要逃难和挨饿受冻。前人说杜甫是个“菜肚老人”（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实际上他往往是连菜也没得吃，而且也并不始于老年。在他逝世不久以前，还因为逃难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总是向人民看齐，觉得自己比人民还是好得多。但是，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杜甫都是一刻也不曾忘记国家、人民和政治的。比如漂泊夔州时，关于朝廷的消息，他就是问之于地方官的，所谓“朝廷问府主”；有时也问之于过往的使者，所谓“相看多使者，一一问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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