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生当作人杰”，可“时不利兮骓不逝”，乌江自刎，虽未“取而代之”，但“死亦为鬼雄”。汉刘邦呢？“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却仍不能流芳百世。项羽一生虽然短暂，但综观其一生，神勇无比，也是人中之杰。要不然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怎么会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来赞颂项羽的气节。而李清照之所以追思项羽，也是与当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的。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两三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李庭芝三人而已。
1276年1月18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也已投降。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谢太后唯一能派的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的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2月9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
1277年3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这使元朝统治者大为惊慌，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5万追击文天祥。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8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妻儿都做了元军的俘虏。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12月20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自带的龙脑，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了。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一死而不求苟生。元军派出几位高级官员前来劝降，都被文天祥拒绝。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
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
1283年，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发现的“衣带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或许有人会觉得文天祥的行为过于迂腐，属于封建臣子的“愚忠”，因为打开历史，人们不难发现，要成就一番事业，未必要死抓住一个末日王朝的尾巴不放，历代都不乏顺应历史大势而功成名就者。两者相比，我们的确很难说孰对孰错，只能说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虽然“人各有志”听上去很堂皇，但若胸无大志，也是会被人笑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胸无大志者必然目光短浅。《庄子·逍遥游》中有一篇著名的寓言，题为《鲲、鹏与斥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池里有条鱼，身宽几千里，没有人知道它身体有多长，只知道它的名字叫鲲。鲲化为鸟，身体高如泰山，翅膀像遮天蔽地的浮云。乘风而上，一飞九万里，直上九天，然后打算飞向南方的大海。生活在小沼泽里的鹦雀笑道：“你将到哪里去呢？我腾跃而上，不过数米而下，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蓬蒿之间，这也算是飞翔的极致了。而你将到哪里去呢？”
鹦雀对高飞远举的嘲笑，恰恰表现了鼠目寸光者的渺小。庄子借此寓言，表现了对志在九天者的推崇和对志在蓬蒿之间者的辛辣嘲讽。
还有一则寓言，是说须有大的志向才能有大的收获。这篇寓言题为《任公子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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